第281章 朝归倭附(十四)君权臣权(3/4)
别发与六部尚书，这相当于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长，不过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长而已。明代又在每一部尚书之下都设有专门的咨议顾问之类，谓之六部给事中，他们有权反驳皇帝命令，只要他们不同意，可以把皇帝上谕原封退回。”
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中也说“皇帝诏令的起草，诸司奏启的批答，如未经内阁票拟，则被称为中旨、手敕、或内批不符合正常程序。”
朱永嘉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同样说“皇帝诏令的起草，如果未经内阁票拟则被称为中旨、手敕、内批，那就不能算作法定的正规文件下达票拟成为决策过程中正规的、不可或缺的办事程序。”
往往有论者每见票拟者，便提出宦官批红一事，以证臣权于决策之影响力微乎其微。而宦权为皇权之延伸，故以此论君主之独裁。然则此说并不成立，因为所谓宦官批红，仍需遵循制度，并非可以肆意妄为。
李伯重明代后期国家决策机制研究中说“在正常情况下，凡章奏，司礼监必须奏送御览，大事由皇帝亲批。皇帝的批文要书写在章奏当中，称圣批。
宦官批红与圣批不同，一是宦官所批为庶事；二是批前要经内阁调贴；三是由司礼监的众太监分批，不专属一人；四是要遵照阁票批红；五是批文书写于章疏边旁，仅只作为皇帝做决定的参考。
其中内阁调贴为关键，故宦官批红又称之为调贴批。未经内阁调贴，宦官擅自批红视为非法，六科得以封驳。”
可见内阁即臣权之一部分，于大明决策之中占重要地位，故从制度或者说习惯而言，不可说臣权恒弱，而君权恒强。
除内阁于决策之中所发挥之影响力，明代但凡遇军国大事，皆遵循“大事必集议”之传统，故以廷议决策。这一点，于明史职官志“六科”中记载的“大事廷议”可知。
所谓“大事”，实际上包括以下事项一、议立君；二、议郊祀；三、议典礼；四、议封爵；五、议亲藩；六、议大臣；七、议民政。
廷议制于明初，君主凡遇大事，皆会亲自主持并与群臣商议，此时的决策权为君主主导，但臣权亦可于决策之中，发挥一定作用。
到了英宗时期尤其是早期，因为皇帝久居深宫，故廷议由大臣主持举行，并且从此成为定制。而大部分的军国大事，其决策皆出于廷议。
在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对于廷议的统计
“明会要卷45集议所载廷议件次共101次一事复议及有关廷议制度的内容除外，其中有13项被君主否决或不报没有下所司施行。
这13项中，最多的是宗庙、典礼两项。廷议宗庙事有14次，其中5次被否决含不报2次；典礼共11事，其中2次被否决。君主否决廷议的件次占廷议总数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二左右。”
如此看来，廷议对于军国大事的决策，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而这一影响力，整体来看还是在文官大臣手中。纵使偶有君主否决廷议之事，也主要为宗庙事宜，换句话说就是皇室内部事项。这样一来，又怎可说明代君主在决策一事上独裁呢
既然论及廷议，那就该进而论及廷推之制，即廷议之中“议大臣”一项，以此论明代君主之用人权
。
何为廷推即为明代简拔要吏之制，由朝臣共同议定高级官员人选。
明史是这样解释廷推制度的“内阁大学士、吏部尚书，由廷推或奉特旨。侍郎以下及祭酒，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。太常卿以下，部推。通、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门会选。詹事由内阁，各衙门由各掌印。在外官，惟督、抚廷推，九卿共之，吏部主之。布、按员缺，三品以上官会举。”
然则，每论及此处，皆会有坚持所谓明代君主独裁之论者声称廷推之最终决策权仍于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