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九十二章(1/4)
我坐在江边的石头上，脚边放着那只磨得发亮的旧铁桶，桶里半桶浑水晃荡着，映出天光云影，也映出我脸上那道新结的痂——昨天夜里在青石码头底下摸到第三具浮尸时，被一根锈蚀的钢筋刮破的。血早就止住了，但伤口边缘泛着淡青，像一条细小的蚯蚓趴在颧骨上。江风裹着腥气扑面而来，吹得我后颈发凉。我抬手抹了把脸，指腹蹭过干裂的嘴唇，尝到一点铁锈味，分不清是血还是这江水浸出来的。远处汽笛声呜咽着划开雾气，一艘运砂船慢吞吞驶过，船尾拖出长长的、浑浊的尾迹，仿佛一条尚未愈合的伤口。
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。
我没去掏。它震得不急，是老陈发来的消息——他从来不用语音，只打字，一个字一个字敲得极慢，像用凿子在青石板上刻碑：“人醒了。没认出你。”
我盯着水面看了三秒，喉结上下滑动一次，把那口气咽下去。
老陈说的“人”，是七十二小时前被我从观音滩漩涡口拖上来的那个女人。她穿一身湿透的墨蓝旗袍，袖口绣着褪色的并蒂莲，左腕内侧有一枚指甲盖大小的朱砂痣，形状像半枚残月。她昏迷时呼吸微弱如游丝，体温低得吓人，可皮肤却烫得反常，指尖泛着青紫，像是刚从地底爬出来、还没适应阳世的温度。
我捞尸十年，见过泡胀的、腐烂的、被鱼啃得只剩骨架的，也见过冻僵的、电击致死的、坠崖摔成肉泥的……但从没见过活人身上长出尸斑的人。
她左肩胛骨下方，三块浅褐色斑痕呈品字形排列，边缘模糊，颜色比周围肤色深一寸，触之微凉，按下去不褪色——那是真正的尸斑，不是淤血，不是胎记，是死亡在活人身上留下的烙印。
我把她背回老陈的诊所时，他正蹲在院子里劈柴，斧头落下时一声闷响，震得檐下铁皮风铃叮当乱颤。他抬头看见我背上那人，斧子停在半空，劈开的木柴裂口朝天，像一张无声张开的嘴。
“你把她……捞上来的？”他问，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生铁。
我没答，只把人轻轻放在他诊室那张漆皮剥落的旧沙发上。她睫毛颤了一下，右手无意识蜷起，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和几缕暗红色水草——那种水草只长在观音滩最深的断层缝里，二十年前大坝截流后，就再没人见过。
老陈没给她输液，也没测血压，只用一块冷毛巾敷在她额头上，然后点了一支烟，在窗边站了整整四十五分钟。烟灰积了半寸长，簌簌掉在水泥地上，像一段段烧尽的骨头。
今早我再去时，她已经睁着眼，靠在沙发里喝一碗黑乎乎的药汤。见我进门，她没说话，只是把空碗慢慢放在小茶几上，碗底磕出一声轻响，像一颗牙齿落在瓷盘里。
老陈站在门框边，手里捏着那本翻烂的《江陵县志》，书页边缘卷曲泛黄，夹着三张泛潮的黑白照片：第一张是1953年观音滩修坝前的老渡口，石阶被岁月磨得油亮；第二张是1978年冬，一群穿棉袄戴棉帽的工人站在刚浇筑完的混凝土闸门前合影，背景里江面结着薄冰；第三张最旧，边角脆得一碰即碎，上面印着“民国廿三年·江陵义庄捐建名录”，名单末尾，用朱砂写着一行小字：“沈氏女，讳青梧，捐银二百两，纹银三锭，自沉于观音滩，以镇水祟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直到老陈把书合上，封面“江陵县志”四个字被摩挲得几乎看不清笔画。
“她姓沈。”老陈忽然说，“名字不叫青梧，但祖上确有此人。民国那会儿，沈家是本地最大的药材商，专供军中伤药。青梧是沈家独女，十六岁那年跟着师父学捞尸，十八岁独自下水，七日未归，尸首寻了三个月，最后只捞上来一只绣鞋，鞋尖缀着两颗红珊瑚珠。”